路桥金清，明亮的阳光照不进这间屋子，空气凉薄，黄莲（化名）只穿了一件黑色的高领毛衣，坐在角落的椅子里，身子本能地蜷缩着。

38岁的黄莲很瘦，面容枯槁。

她的目光在家的铁门上停滞了好一会儿，才收回，“我的肺经常疼，看也看不好，身体太差了。”她一字一字说得很慢，也渐渐红了眼眶。

丈夫去世三年，留下行动不便的婆婆、两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，“自己身体越来越差，”黄莲只觉得世事艰辛，“我的生活没了方向”。

一

丈夫阿梁走得很突然。

在此之前，倒是纤纤弱质的黄莲经常跟他开玩笑一般说着，“我这身体，说不定哪天，一口气喘不上来就倒下了，你可要把两个孩子照顾好。”阿梁每每听了，咧着嘴笑骂：“神经了，哪有人整天说自己要走的。”黄莲也笑，不再说，尽管她心里真是那么想的。

在黄莲眼里，阿梁是个还算合格的丈夫和父亲。他脾气很好，总是乐呵呵的，小女儿调皮，把家里折腾得乱七八糟，黄莲要打，阿梁拦住她，“小孩子嘛，哪有不淘气的。”有时候，他甚至会陪着两个孩子一起疯闹。

阿梁没有正式工作，哪里的工厂需要小工，他就跑去干，一个月零零散散也能挣到两千多元，全部交给黄莲打理。他对黄莲说：“你身体不好，也别出去打工了，太累。你就在家带孩子吧。”

黄莲也记不清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阿梁总说自己“胃疼”。只记得他每次说，脸色都很差。黄莲劝他去医院做个检查，阿梁也都拒绝掉了，“没事的，花那个钱干嘛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”说完，就坐卧在床上，后背靠在床头，一手压着肚子，闭着眼，像是睡熟了一般。只有不停往下按压的手和紧抿的嘴唇在告诉黄莲，她的丈夫在忍着疼痛。

有一次，阿梁的胃实在疼得受不了，被黄莲强拉着去医院做了检查。医生给开了一些胃溃疡的药，便打发他们回家了。“你看，我说没什么事吧。”回家的路上，阿梁对黄莲说。“检查一下，总放心多了。”

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夜晚，黄莲有事去了路桥城区妹妹家，阿梁则被朋友一个电话叫到了一家理发店。

“他来的时候，脸色很不好，发白，我就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。他说好，闭上眼睛靠在那里休息了。过一下，我再叫他，就叫不醒了。”阿梁的朋友事后回忆着对黄莲说，“我们叫来救护车，把他送到金清的医院，阿梁在路上吐了血。”

黄莲听得胆战心惊，肺也跟着剧烈疼痛起来，一下子竟上不来气。她不得不紧紧压住胸口，大声咳嗽起来。

第二天，阿梁被转到路桥城区的医院。医生告诉黄莲，阿梁是胃出血。但是当天晚上，阿梁的病情突然恶化。他没来得及转头看一眼黄莲，向她交待一句话，就闭上了眼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而黄莲，到现在都没搞清楚丈夫到底是因为什么病去世的。“医生后来说是肝硬化，但这和胃出血有什么关系？我搞不懂，我们也不知道问谁……”

就这样，黄莲没了丈夫。

二

黄莲的公公在婆婆40岁时就死了，自己的父亲则死于几年前的一场车祸，后来丈夫也没了。这个家只剩下黄莲、婆婆、两个分别14岁和11岁的女儿，再没有男人了。

婆婆也是个苦命的女人。年纪轻轻守了寡，独自拉扯两个儿子长大，一个早年犯事蹲着牢，另一个如今也没了，儿媳妇身子又差，她恨不得自己生出一身力气，出去打工赚钱——但这也只是想想罢了，68岁的婆婆早年摔断了腿，钢板至今还打在腿上，走起路来颤颤巍巍，经常摔倒。这副身子骨，能照顾好自己就很不错了。

这个家似乎只得靠黄莲来撑了。可是，她拿什么来撑呢？

这些年来，黄莲因突发胸闷住院的次数数也数不清。2015年的夏天，她因“左侧自发性气胸”再次入院，被诊断为“肺淋巴管平滑肌瘤病”，再也干不了重活。

黄莲也想找些手工活来干，却发现挣钱更难。“编织帽子一顶6块钱，一天编一顶就很累了。”受累的身体会反抗，引得黄莲高烧不退，好几次都烧到39度。她只得作罢。

后来，阿梁的朋友找来泰隆银行的小泰阳义工，这几年每逢过年都会为黄莲送去几千元钱，多少缓解了她的压力。可黄莲仍是悲观，“我自己这种身体，什么时候没了也不知道，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。我要是没了，孩子们该怎么办？我的生活是没有一点方向的。”她转过头，用手抹去一脸的泪水。

（本报福彩帮帮帮栏目将为黄莲申请一万元救助金）